延安宝塔山
不能不佩服毛泽东!
然而，敌人确实太强大了。面对胡宗南的正面强攻，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保卫延安的作战部署未能实现。陈谢纵队没有渡河从外线加以配合，边区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奋战。胡宗南在飞机加大炮的掩护下，从无人山区向延安猛攻，于3月18日早晨逼近延安城郊。
山外炮声隆隆，城内鼓角相闻。敌人已经越来越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王家坪的窑洞中与刚刚从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话，就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的交流。
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彭德怀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停地催促、劝说毛泽东早些走，毛泽东笑着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就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和王震一直谈到黄昏。随后，毛泽东起身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叮嘱道：“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
吃过晚饭，晚上8点钟，撤离的时间到了。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语重心长地说：“敌人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拳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说完，毛泽东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和彭德怀握手时，毛泽东说：“彭大将军啊！辛苦啦，我们撤离后，你就下命令让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
“放心吧，老毛！”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个人的手握得更紧了。
吉普车的马达已经发动了。在延安窑洞里整整住了十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登上汽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王家坪，告别了延安。
3月19日凌晨，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转移到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这天傍晚，他们从这里出发，于深夜转移到清涧县徐家沟。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转移的路上送别王震将军。他握着王震的手，坚定地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就在毛泽东刚刚抵达刘家渠的这个早晨，7时许，在洛川胡宗南“前进指挥所”的熊向晖接到了“前指”主任裴昌会的电话，告知整编一六七旅已经占领延安宝塔山，要他告诉胡宗南并问是否立即向蒋介石报捷。
胡宗南回答：“不！”8时许，整编九十师到达延安市郊。熊向晖再次向胡宗南做了报告。胡宗南仍然不向蒋介石报捷。这让熊向晖觉得非常奇怪，不知这个矮个子浙江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10时许，整编一旅进入延安。胡宗南闻讯后大喜，立即亲自拟电向蒋介石报捷，说“整一师之整一旅率先夺取延安”。
电报发出后，熊向晖问胡宗南：“胡先生，这是何故？”
胡宗南哈哈大笑，说：“这是为整一旅恢复名誉。”
原来，去年胡宗南的整一旅在晋南进攻人民解放军的时候被歼灭，旅长被俘。这对胡宗南来说是奇耻大辱。今天，整一旅进入延安，就等于给他洗刷了屈辱。
现在，胡宗南终于终止了自己看小说的“闲情逸致”，召集前进指挥所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向蒋介石报告战绩。
如今，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还在进行，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也按计划在时间内完成，大功告成的胡宗南当然喜上眉梢。他也十分清楚，尽管占领了延安，但歼灭陕北“共匪”的主力任务远未完成。如果谎报战绩，一旦陕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出现，他就无法交代。而据裴昌会报告：自发起进攻至占领延安，只打了两个硬仗，人民解放军死伤和被俘人员不超过一千人。如果照实讲，战果平平，也无法向蒋介石交代。
怎么办？胡宗南经过反复推敲，直至这天午后，才通知参谋长盛文告国民党中央社在3月19日下午4时和5时分别发布两则“急电”。在这两则新闻通稿中，胡宗南竟然公开造假，一方面把他们挑起内战的责任推卸给共产党，一方面谎报战绩。
3月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为题，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中央社19日下午发布的两则电讯。
同时还以胡宗南提出的“解放”作为主题词，配发了题为《国军解放延安》的社论。社论说：“国军本无意进攻延安，一直延到本月13日，共军贺龙、陈赓率部12万余人，由陕北出发对西安采钳形攻击的后两天，才决定于迎头痛击之余，更进一步去解放延安”；“共党这一次发动全面攻势，实用以配合莫斯科会议中外人酝酿国际干涉中国内政的外交攻势……政府对于这种出卖国家的第五纵队，自有严厉教训的必要，而最能收教训的效果者，莫过于扫荡延安。”
胡宗南有一个习惯性的毛病，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现在，更让胡宗南哈哈大笑的是，他接到了蒋介石“手启寅马府机电”的贺电：“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10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同样是在3月20日这一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收到蒋介石贺电的同时，胡宗南也从收音机里收到了共产党送来的“礼物”——
新华社延安20日电 卖国贼蒋介石进攻民主圣地延安，经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坚强抗击，予以重大杀伤，19日我人民解放军任务已达，撤出延安……蒋介石使用于第一线的部队达九个整编师，十三个整编旅，把胡宗南所有的主力都集中起来，企图以突然袭击占领延安，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蒋介石这次进攻延安的政治目的，显然是对其内部振奋消沉已极之士气，和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替其党内主战派壮胆；在国际上则配合美帝国主义的“大棒”政策和使马歇尔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中渡过难关。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池，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保卫延安则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的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3月10日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新华社发布的这则电讯，的确令胡宗南忧心忡忡。因为它发布的地点竟然依然在延安，并称中共中央仍留在陕北。
3月24日凌晨，“西北王”胡宗南身穿普通士兵灰布棉军服，在机要秘书熊向晖和一名卫士的陪同下，乘吉普车北上，于中午抵达延安。先期抵达的幕僚已经为他安排的行辕是延安最好的房子一边区交际处。小心谨慎的他，考虑此处不够隐蔽和安全，就选定在边区银行的窑洞居住、办公。
3月25日早晨，胡宗南在熊向晖的陪同下，由一名先遣人员引导，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住处。胡宗南看得非常认真仔细。
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胡宗南打开窑洞桌屉，发现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拿起来小声念了一遍，然后哈哈大笑，把纸条揉捻得粉碎。
也就在3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又送给胡宗南一份厚礼——他的精锐部队整编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歼灭，旅长李纪云被俘。
胡宗南依然每天坚持阅看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收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这一天，他听到了共产党的捷报：“人民解放军总部新闻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敌我伤亡是二十比一。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六天。”
胡宗南本想命令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但共产党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地点、番号、人数完全正确，他无可奈何地授权前进指挥部的裴昌会：报不报、怎么报、报给谁，由他们酌定，自己不再过问。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还是在3月25日这一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再次发布新闻，公开造谣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已迁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
实际上，这一天，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转移至子长县王家坪，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年仅15岁的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中共候补党员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故事，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就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布假新闻的同时，胡宗南也在忙着在延安制造“假新闻”。按照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意见，中外记者马上就要来延安参观采访，大力报道胡宗南“解放”延安的事迹。
“前进指挥所”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向胡宗南报告说：“为显示共军被击毙，已造了一些假坟，立了一些真碑。但被俘共军人数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思想顽固。为此已向城防部队整二十七师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共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记者提问。”
对此，胡宗南十分不满意，道貌岸然地说：“接待记者工作要做好，我不赞成弄虚作假，但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凡事要有重点，作假也要有重点。”胡宗南要王超凡选两个人装作人民解放军的团长，选一个人装成旅长，要装得像，这是重点，先做好准备，他将亲自查问。
4月4日，由国内外39家报馆、通讯社的中外记者55人组成的代表团，乘专机抵达延安。按照胡宗南的指示，他重点查问了一个会演戏的湖南人装扮的被俘“共军”旅长。谁知，这人一见胡宗南，立正、敬礼，点头哈腰。胡宗南没问几句，就十分恼火地离开了。
胡宗南把王超凡带到自己在边区银行的住处，严厉批评道：“你根本不懂革命，选的人就像绵羊一样，满口国民党腔调，一问就露出了马脚，根本不像共产党，更不像共产党的旅长。共产党的旅长态度应该强硬，讲话要骂娘。”
“胡先生，您早就有指示，说不要骂娘。”王超凡感到十分委屈。
“不是要他骂他们，是要他骂我们，骂得越凶才越像，越往上骂才越像。”胡宗南气得脸色发青，转身对熊向晖说，“他不在行，你去当导演。”
熊向晖不好推辞，就领着王超凡来到自己的窑洞，对他说：“胡先生指示的关键是，越往上骂才越像，他不好说透，意思就是骂国民党、骂总裁。要我导演，得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你说吧。”
“此事你知，我知，那个‘旅长’知，传出去对胡先生不利，对革命不利。你同意，我才干。”
“行，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于是，王超凡把那个扮演解放军的“旅长”找来，熊向晖告诉他说：“胡先生对你的表现不满意，你在西安‘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受过训练，一定听过胡先生的精神讲话，‘被俘不屈’‘宁死不投降’。你又演过戏，要合乎共军旅长的身份，态度就要强硬，姓名职务不要自己讲，不要有问必答，要用共产党的语气，把总裁叫作蒋介石，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
“我不敢。”那位“旅长”哆哆嗦嗦地回答。
王超凡急了，厉声说道：“必须服从命令，如果你听话，现在就按旅长标准开伙食，做得好，升你的官，但是你要是说出去是谁布置的，就砍你的脑袋。”
“是，是。”
一切安排妥当后，熊向晖又交代了几句，让他装上胡子，并要王超凡安排这位“旅长”在一间较暗的屋子里见记者，防止露出马脚。
中外记者团来了，这位“旅长”顺利过关。且看当时《中央日报》记者龚迭舞在延安采访这位“旅长”的报道：“屋子里住的是中共一个旅的副司令员，胖胖的，腮下黑黑的，是二十天来没有‘清算’过的胡子。他不愿讲话。讲起话来却是一大堆硬派的名词：‘斗争’、‘消灭国民党军’、你们阵地战，我们就运动战’，‘你打进我们延安，我们也可以打下你们西安'。当记者向他透露瓦窑堡已被国军克服的消息时，仍是摇头喷鼻，表示不相信这是事实。”
胡宗南制造“假新闻”骗过了中外记者，也瞒过了蒋介石，同时也不忘兴高采烈地庆祝一番，给记者们的采访增添一笔亮色。
留守西安的第一战区参谋长盛文也随同中外记者采访团来到延安，带来了蒋介石颁给“解放”延安有功将领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及有功师、旅、团长分获三、四等“云麾勋章”或一、二、三等“干城勋章”。
胡宗南命令盛文，在延安机场举行阅兵典礼，在边区礼堂组织讲述占领延安作战经过，并答记者问。胡宗南本人只接见了记者团团长沈昌焕和《大公报》记者周榆瑞。
当胡宗南在延安举行阅兵典礼的时候，毛泽东其实并没有走远。
3月27日，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毛泽东在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交换意见后，致电晋绥的贺龙、李井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
3月28日，中共中央在子长县的王家坪正式决定留在陕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则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29日凌晨抵达清涧县北部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
一下车，毛泽东一行连觉都顾不上睡，就继续开会，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弼时主张党中央离开陕北，迁往更加安全的解放区。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反复阐述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必要和意义。
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向何处去？这是一件举世瞩目关系全局的大事。这也确实是一次重大的决策。各解放区军民都非常关心中共中央的去向和前途，也都在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担心。
任弼时主张离开陕北的建议，不能说没有道理，也是许多中央高级干部的普遍心声。不得不承认，在三面临敌且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确实带有极大的“冒险性”，而且后来确实两次遇到了危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毛泽东确实在下一步“险棋”。
然而，毛泽东透过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在他看来，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中共中央，消灭不成便赶过黄河，迫使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从而在政治上打击中国共产党。正是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战略上考虑。毛泽东坚持中央在撤离延安后必须留在陕甘宁边区。
之所以下这步“险棋”，毛泽东有两点考虑：一是在政治上，不但使蒋介石的计划破产，灭了敌人的威风，而且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长了自己的志气，同时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征服的。二是在军事上，中共中央、毛泽东留在陕北，必然要牵制住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的二十几万大军，使其不能东调来进攻东北，从而为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并为以后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极其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要把中共中央留在陕北，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战略部署，不仅是他人生历史辉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中国革命征程中的“得意之作”。
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枣林沟会议最后决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仍然留在陕甘宁边区，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同志，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刘少奇、朱德过黄河，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毛泽东笑称它为“八百人的国家”。除警卫人员之外，所有工作人员分成四个大队，一大队为作战部门，二大队是中央机要部门，三大队是军委通信部门，四大队是新闻部门（新华社工作队）。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从“得胜”和“必成”这两个意味深长且意义非凡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的雄心和信心。
随后，在4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当前的战争形势，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及其人员分配的通知》，决定：“朱、刘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必武）经五台即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同时决定：“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的后方委员会……"
中共中央兵分三路，是在战争年代做出的一种特殊安排，既保证了中央最高指挥机构的高效运作，又保证了中央高层的安全。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三个机构的人员名单 ：
一、中共中央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
二、中央工委
书 记：刘少奇
副书记：朱德
常 委：董必武后加（彭真、康生）
委员：陈伯达 邓颖超（全国土地会议后留工委)
秘书长：安子文（后加伍云甫）
三、中央后委
书记：叶剑英
副书记：杨尚昆
常委：罗迈（李维汉） 李克农 邓颖超（前在工委）
委员：李涛 戴镜元 王诤 帅孟奇
秘书长：杨尚昆（兼）
此时，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最为关心的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去向。因为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他不但要消灭十倍于己的敌人，而且还要负责保卫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非常了解彭德怀的心情，3月27日在离开王家坪时他就电告彭老总：“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28日，为了部署中央后方机关的工作，也为了有意迷惑敌人造成党中央东渡黄河的假象，以掩护毛泽东在陕北向安全地带转移，周恩来从王家坪过了黄河到达晋西北，还特意在群众场合公开露面。
枣林沟会议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电告彭德怀、习仲勋：“我们昨夜移至绥德以南地区，为迷惑敌人之目的，先向东移，下一步则准备向西移。”
3月31日，刘少奇和朱德东渡黄河，前往晋绥解放区。毛泽东和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离开枣林沟，经田庄，转移至子洲县邱家坪。到达田庄的时候，是夜间。大家以为要向东走，过黄河，不料毛泽东命令队伍在深夜悄悄地向西走。
第二天凌晨，大家看见毛泽东拄着柳条棍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既没有乘车，也没有骑马，而是背着太阳往西走，无不感到奇怪，有人甚至怀疑是不是走错路了。
这天下午，任弼时召集各大队负责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党中央、毛泽东留在陕北，由中央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代号为“昆仑纵队”随即成立，由任弼时担任司令（代号史林），陆定一任政委（代号郑位），参谋长为叶子龙，副参谋长为汪东兴。
人们一定还记得，在江西井冈山的时候，王明、李德这些共产国际的“传声筒”们讽刺毛泽东“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现在，在陕北的山沟沟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能够做些什么，又是如何做的呢？
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能打仗不用说，关键是如何多打胜仗。这是在山沟沟里转战的毛泽东最关心的事情。3月25日的青化砭战役，彭德怀、习仲勋全歼了胡宗南的整编三十一旅，打了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的第一个大胜仗。
这一仗，一下子扫除了人们心头的雾霾，对解放军能否以弱胜强、党中央留在陕北是否安全的担心和怀疑做了很好的回答，振奋了士气民心，可谓是为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为此，毛泽东在26日打电报给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了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在山沟沟里，无论队伍走到哪里，毛泽东到了宿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部队立即架设电台，一方面抄收各战场上来的电报，一方面拍发毛泽东起草的给各战场的电报。
到了1947年4月，全国各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在冀鲁豫和晋南两个战场已处于完全的劣势，在晋察冀与东北两个战场上已经开始变为劣势。东北民主联军在4月3日完成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晋察冀部队在4月9日发起了正太战役，晋南攻势也继续发展，连克霍县、芮城等20余城并控制禹门口、风陵渡两个重要黄河渡口。
节选自《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一书。
《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丁晓平/著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侵略和压迫的中国迎来了选择新生道路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人民要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站起来？本书就从1946年6月的解放战争写起，一直写到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以《前夜》《翻身》《决战》《统战》《外交》《开国》6个篇章，从政治、经济、军事、统战、外交、文化等方面，立体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依靠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历程，用权威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回答了新中国是如何诞生的，以及为什么说新中国的诞生是人民的胜利这一重大问题。
【作者简介】
丁晓平，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军事故事会》杂志创刊人，首部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追光》总撰稿。
主要作品有《红船启航》《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毛泽东家风》《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大国转折：中国是这样走向开放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埃德加．斯诺：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世范人师：蔡元培传》《文心史胆》等，编选《毛泽东自传》《毛泽东印象》《周恩来印象》《邓小平印象》《陈独秀自述》《陈独秀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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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